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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儿子就满2岁了。他出事到现在已过去455个日夜,这些日子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愿回忆,那些无以言表的屈辱,让我对这个社会不再有温馨的体验。2012年12月21日,玛雅人预言那一天是世界的末日。对我而言,那天是我们这个幸福小家的末日。 那天之后,儿子的人生戛然而止,我们的幸福也永远定格。我是乡下长大的孩子,家里穷,吃了很多苦,妈妈常年生病,我跟老公没有正式的工作,为了生活,老公帮人开出租车,我到处打工。我们希望这个儿子的到来能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增加更多的欢乐。儿子出生那天,我在分娩的剧痛中默念他的名字——夏林炀,那是他爸爸很早之前给起好的,我们希望他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健康的成长。 那是个黑色的日子,儿子腹泻,我决定带他去本地最好的医院,遂宁市中心医院。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门诊的医生简单看了一眼就开出一大堆液体让儿子打点滴。我心疼,刚满10个月的儿子他那么小,怎么承受得了。面对我的质疑,医生责怪我舍不得花钱。儿子头上的血管很细,护士扎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疼痛让他不停的哭泣,我在一旁抚慰。偌大的输液大厅里,有一二百个生病的小孩,家长抱着孩子排着长长的队等着两个护士慌乱的往输液袋里加药,场面混乱不堪。 当液体输到第三组时,我发现睡着的儿子脸色变得苍白,摸了下好像没气了,我很怕,哭喊着去找医生,当我终于拉住一名护士赶到时,儿子心跳呼吸骤停,听不到我的呼唤。 抢救室里,医生扑过来将儿子上衣脱光,对他进行心脏按压。12月的门诊急救室很冷,儿子全身苍白,冻得发紫,半小时后,才恢复微弱的呼吸和心跳,他爸爸赶到后,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儿子盖上。儿子被送到重症监护室,我妈妈哭得死去活来,我脑子空白,一直蹲在墙角。我们一家悲痛欲绝,医生让快去交钱,否则只做普通处理。此时的重症监护室,儿子全身抽搐,身上插满管子,靠呼吸机维持。主任说,儿子情况非常危险,连成为一个植物人的可能性都很渺茫,我们一家人在走廊里哭天抢地,我不愿相信那天真的成了世界末日。
我紧紧抱住儿子的衣服,嚎啕大哭。儿子在重症监护室20多天,我一步都不敢离开。隔着那道门,他在里面生死未卜,我心如刀绞,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待着我。医生说儿子脑瘫那一刻,我几近崩溃,只是普通的腹泻,就输了一会儿液,我们的幸福就被残酷无形的手撕成碎片。 法院送来传票,遂宁市中心医院起诉我,追究我的法律责任,说我没尽到对儿子护理的责任。这份诉状将我的家庭推向绝境,我哭喊着奔走,到政府机关,卫生局,中心医院。我想给儿子最好的治疗,不想放弃儿子,我哭着求遂宁市卫生局那些官员们,求中心医院院长,为了儿子,我卸下一个女人所有的尊严,哀求他们,希望怜悯我们。遂宁中心医院勉强同意暂缓出院,他们找来重庆市儿童医院的教授肖农,肖对我说儿子很好,康复之后将来没事,我把儿子抱到体疗室,我看到那么多脑瘫的儿童在里面艰难的做着体操,努力在康复,哭泣声充满了整层楼,而此时,儿子默默地躺在我怀里,对外界毫无反应。
冥冥中一个声音给我说,儿子的状况将会是这群孩子中最严重的一个。我看着不省人事的儿子,恍若隔世。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医院医务科科长张利彬,除了冷漠地丢出一句话——去鉴定吧,一句关心救治孩子的话也没有! 我不知道,鉴定会让儿子醒过来吗?对那些无情的话语,我早已麻木,为了儿子,我不再是一个柔弱的女人。市上的单位,城市的街头,到处都有我都乞求的身影,坚持了七个月,在舆论的关注下,儿子得到送重庆儿童医院治疗的机会。不到一个月,儿童医院停止了治疗,我跪着乞求儿童医院康复科教授肖农,他建议我回当地住院治疗,让我带着儿子回去。我拖着伤病的身体,身心俱疲。整整一年,我为儿子有个更好的治疗四处奔走,可中心医院他们却花大力气用了很多医学上很专业的词语来总结儿子的脑瘫与他们无关,他们给出的结论是,脑瘫跟医院无关。 我揪心的痛啊,孩子白天黑夜哭个不停,奶奶整天抱着他以泪洗面,医生却天天问老人家什么时候带孩子出院。我去医院行政大楼想知道孩子究竟为什么成脑瘫,保安排成人墙,推搡我。为了自己的孩子,我跟这个强大三甲医院据理力争!我希望儿子能得到上级医院更好的治疗,带着募捐的纸箱,到街头乞讨,忍受那些异样的目光,为了孩子,一个母亲无所畏惧。为了救治孩子,我忍受着中心医院那些医生和领导们傲慢的目光、奚落的话语,我顾不得自尊,对着他们痛哭,乞求他们能给孩子应有的治疗,他们冷冷地用各种专业术语搪塞我,敷衍我,我无能为力。我穿着印有冤字的衣服,到各个部门求援。儿子的悲剧,我已重复讲述了无数遍,好心人劝我放弃他,给他解脱,但我怎能割舍得下自己的骨肉?他躺着我怀里,有如风中之烛。 我走上街头乞讨,到中心医院求那些医生,医务科科长张利彬说的话,句句都如同针尖一样扎在我心头,我早已不再惧怕他们的凶狠,也不再有任何自尊。他说谁都不知道脑瘫的原因,答案在司法鉴定机构。我真的不明白,好好的孩子,输液那么一会,就脑瘫了,原因还得自己去鉴定机构找?中心医院的院长,副院长,你们位高权重,我只是一个卑微的女人。陈拥军院长,你的儿子在海外留学,我的儿子脑瘫在床,陈亮副院长,你开着豪车穿行而过时,可曾看到街头一个悲怜的女人在为她脑瘫儿子奔走呼吁,所有这一切,丝毫没能唤起他们的良知。他们甚至懒得看一眼无助的我,让保安将我驱赶出去。我很孤独,很弱小,一个势单力薄的女人,只是去追问儿子脑瘫的原因,能对他们构成多大的威胁? 今年1月13日,为了儿子,我跟妈妈到医院周边乞讨,孤身面对医院那帮凶神恶煞之徒,他们拖着我的头发踢打、辱骂,在众目睽睽之下羞辱我,我头上流血,手机被狠狠的摔成碎片。这样的伤害,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次了。 很多个夜晚,我躲在被窝里哭泣,抱怨自己没能照顾好儿子,懊悔不该去那家三甲医院,儿子如今的生不如死,让我没有活下去的勇气。我甚至希望他永远不要醒来,看到这个世界的冷漠与无情。 一年三个月维权的路上,我为了儿子不知道给多少人下过跪,我已流干所有的眼泪,任何恶意的咒骂甚至殴打再也不能伤害我,我受的这些羞辱,都无法与儿子承受的苦难相比,未来的路如何走,我不知道,支撑我走下去的,是让儿子有个更好的治疗环境和儿子脑瘫真相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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