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黑帮是怎样“炼”成的

川东汉

青年参考
“古拉格”造就了“戒律匪徒”    “戒律匪徒”一词，俄文原词为“Вор в законе”。其中，“Вор”意为“贼、盗匪”，“закон”意为“法律”，整个词直译为“戒律中的匪徒”。
    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发动了“大清洗”，遍布全国的“古拉格”系统（苏联劳改服刑机构和设施的代名词）在其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在该系统中，普通犯人与政治犯被共同关押，总数极为庞大。当局奉行“用犯人管犯人”的管理原则，使整个“古拉格”中的人际关系准则，也成了弱肉强食式的。久而久之，在传统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和官方严酷管理的刺激下，犯人们开始有自我意识，并逐渐有组织化。这便形成了日后俄罗斯黑帮的雏形。
    这群人从一开始就订立了组织的核心价值——坚决不与当局合作。此外，在成员的婚姻、财产等问题上，也逐渐形成了许多准则，以此来指导团体内成员的秩序和相互关系。随着时代变化，这些准则有所区别，但“不与当局合作”这一“铁律”，至少在苏联时代一直被严格遵守。
    “戒律匪徒”一词成为在“古拉格”中成长起来的团体对其各成员的标准称谓，进而在俄语中也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在古拉格系统解体、乃至这群与当局对抗的团体成员进入苏联社会成为黑帮后，该词也一直被保留，直至今日。
    如果说当时“戒律匪徒”是对每一名成员的称呼，那么今日，该称谓则只是享有江湖地位的“大佬”才有资格使用。于是，它便成了与欧美黑帮中的“教父”、“大哥”等称谓类似的、俄罗斯乃至独联体对黑帮大佬的专有称谓。

    二战引发了“母狗战争”

    “戒律匪徒”一词曾引发许多历史事件，其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二战时期在古拉格系统中爆发的“母狗战争”。
    二战前，这个团体内各成员还可以遵守“不与当局合作”这一戒律，但当二战爆发时，他们中的许多人直接被当局征召，上了战场，于是这条戒律便无法被广泛遵守了。因为，替当局打仗本身，显然就是最直接地与当局合作。
    对这些入伍的人，其他成员极为不满，摩拳擦掌地等着他们回来，好与他们算账。于是，二战结束后，从战场上幸存的人一返回，一场战争便在两派之间爆发。没上战场的一派骂对方“母狗”，于是，这场黑帮之争便在日后的史书上被称为“母狗战争”。
    实际上，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发生在大部分的“古拉格”劳改营中。“母狗派”有当局撑腰，所以“戒律派”最终败下阵来。此后，“戒律派”的境遇一直很艰难，在各个劳改营中处处受“母狗派”欺压。而且，“母狗派”的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放弃“与当局对抗”这一铁律，所以他们允诺，只要公开放弃这一戒律，便可被视为自己人。
    这种类似“改宗”的转变有一套特殊仪式——“戒律派”成员只要当众伸出舌头，舔一把匕首的锋刃并同“母狗”们一起吃饭，便被视为已被接纳。
    久而久之，“戒律派”人数越来越少，在“古拉格”内几乎绝迹。不过，现实中，“不与当局合作”的铁律却远未消亡，许多人仍在心中坚守着这一铁律。“古拉格”解体后流入民间的原“戒律派”成员重新组织在一起，成为苏联时代的黑帮并重新大范围使用“戒律匪徒”一词，便是铁律从未消亡的明证。

    奥运会：黑帮崛起的契机

    在苏联时代，由于国家挤掉了社会空间，黑帮始终无法大规模存在，但其土壤一直并未消亡。
    1980年，莫斯科举办奥运会，一场由此被激发起来的健身运动席卷苏联全国。一时间，许多年轻人聚集在体育场馆锻炼身体。这批人、连同从“古拉格”中走出来的人，日后成了俄罗斯黑帮的中坚力量。
    在莫斯科周边的许多地区，健身潮中涌现出来的运动团体，赶上的是勃列日涅夫统治末期、以及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接力当政的时代。因统治当局的变动而带来的社会变化，成了他们和“古拉格”势力结合并发展的重要契机。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迎来了体制和思想上共同放松的新时代，广泛兴起的商品经济成为黑帮崛起的经济前提。许多市场里都出现了收保护费的黑帮，他们的核心成员就是“古拉格”分子，此外还包括健身潮中的积极分子，以及普通的无业游民和流氓分子。
    那个时代，是政府力量逐渐削弱、并未适应经济市场化和政治自由化新条件的时代。在市场上，甚至出现了商人们宁愿向黑帮交保护费，也不愿交国家税费的现象。许多商人反映，黑帮处理问题远比警察和法庭更加公平、高效；而在国家尚未建立起相关机构的情况下，黑帮已率先掌握并开展了“商业仲裁”相关业务。
    当然，与世界各国一样，与黑帮密切相关的大规模殴斗、暗杀等严重违法现象，也随着政治当局的逐渐弱势而慢慢显现。
    俄罗斯黑帮中也慢慢出现了各个帮派，它们往往按照地域分成高加索派、斯拉夫派、中亚派等等。在其下则会具体分出格鲁吉亚派、阿塞拜疆派、哈萨克斯坦派等等。当然，更细化的则可具体到人物头上，各个大佬有各自的帮派，如在莫斯科影响极大的“太阳帮”、“巨象帮”等。大佬们都有自己在黑帮中专门使用的外号，比如乌索扬的“哈桑老爹”。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各自帮派的“戒律匪徒”。
    1988年，苏联内务部第一次在报告中界定“苏联社会中有组织性犯罪团体的存在”，也是从那时起，内务部出现了“有组织犯罪处”。当然，政府对黑帮的打击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俄罗斯的黑帮到今天一直存在。

    “不与当局合作”的铁律已作古

    苏联解体后，“古拉格”时代“不与当局合作”的铁律，已成历史记忆。
    车臣人绑架俄总统驻车臣全权代表时，俄当局居然能想到借黑帮大佬的手来解决问题，黑帮与政府间非同寻常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乌索扬已是俄黑帮中地位相当高的“戒律匪徒”，在高加索各黑帮中的影响力也不小。那次，他本打算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促成人质危机的解决，但最终无功而返。此后，他推荐当时身在美国的维亚季斯拉夫·伊万科夫，声称要解决危机，非用此人的影响力不可。
    在上世纪90年代，伊万科夫是远比乌索扬辈分和影响力更高一筹的“戒律匪徒”，在俄黑帮、商界及政坛，均有一定影响。此后，他远赴美国发展，在美蹲过监狱，并凭借在俄影响力在美国打出一片天，甚至与许多好莱坞明星交好。
    虽然在那次人质危机中，俄当局最终并未召唤伊万科夫，但其地位已通过乌索扬的推荐得以显现。
    帮派大佬是只在各帮派内部被承认的权威和领导人，但“戒律匪徒”却是在整个俄罗斯的黑帮界、乃至独联体黑帮界被承认的权威人物。他们未必直接操纵某个具体帮派的财政、人事等，但因其影响力和辈分，他们却可在整个黑帮的结构性秩序发生问题时，发挥关键作用。
    每年，俄罗斯黑帮都会举行若干次大会。“戒律匪徒”们会参会，然后选出新一批“戒律匪徒”。在通过一系列手续和仪式后，新人便正式获得这一“光荣”称号。
    “戒律匪徒”的授予往往难以获得所有帮派大佬的同意，帮派间的斗争往往因此而爆发。2009年伊万科夫遇刺、以及今年1月乌索扬被杀的诸多原因中，都包含“戒律匪徒”授予过程中出现的帮派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