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宁籍烈士于渊与毛泽东表弟的一段传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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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籍烈士于渊与毛泽东表弟的一段传奇经历
作者  张帆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强算得上是个经历坎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泾渭分明的四个阶段。毛泽东是他表兄，周恩来是他入党介绍人，朱德是他的直接领导人，刘少奇是他的同乡，林彪是他的同学，戴笠倚他为心腹骨干，杜聿明对他甚为欣赏……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他的父亲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朋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文强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中学时代，文强与毛泽覃是同学，加之文强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与毛泽东兄弟接触较多感情很好。
1925年8月，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学，他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并首先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没有退出共产党，而是选择退出了国民党。
北伐战争中，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9月，刚随北伐军到达武汉不久的他，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随同朱德入川，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在这里，文强认识了当时担任杨森宪兵团团长的于渊。
　

于渊的家乡在射洪金华镇于家坝，解放前射洪县城在金华镇，于渊经常去县城担粪。－天，于渊担粪回家，在城里不小心被恶少撞着，恶少坚持要于赔衣裳，否则就不让于渊回家。
于渊苦苦哀求无果，恶少竞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当时于渊18岁，正值年轻气盛，加之他人高马大，1，81米个头，哪受得了这份气？便三拳两腿，将恶少打翻在地。恶少家丁赶来，于渊粪桶也顾不得要了，逃至家中。恶霸叉赶来烧房，不得已他只好向三台县逃去。没有饭吃了，正绝望之际，恰遇刘成厚在三台招兵，于渊只好投军混口饭吃。 以后，于渊作战空勇补敢，升任川军第六混成云旅的一个排长。
以后于渊进了泸州讲武堂学习，秘密接触了许多孙中山共和的道理。毕业后，于渊投奔扬森部当上连长，在三台县与熊克武一战中，把熊打得丢盔弃甲，于渊还抢得熊克武一件战袍披方衫。
几＋年后，于渊之子在成都向记者讲述时，还谈及家中多年都珍藏着这件袍，只因父亲被国民党逮捕时，抄家抄走了。

于渊在扬森手下备受赏识，从连长、营长升至团长，随扬森驻防万县，还兼任警备司令。
那时还是袁世凯掌权，扬森部下军纪很乱，有军士常赶英国轮船不付钱，加之英轮傲慢无理，中英双方矛盾日益加深。
那时的于渊，因为朱德、陈毅在杨森部做了军运工作，陈毅、刘伯承还相继在杨森部兼任政治部主任，陈毅和文强二人介绍于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中英长江局势愈加紧张，一艘从云阳运送军饷银元的木船由一个排的“丘八”押送，想搭乘英轮，不料英国船长误认为是“丘八”前来捣乱，竞开船撞翻了运钞船。扬森大怒，非常心疼这一木船银元，命令于渊扣留了英轮“太古渝”公司的两艘船只。
英方恼怒，忙从上海派“柯克捷夫”号兵舰率威警号、嘉禾号三艘驶往万县，用重炮向万县城炮击。万县驻防的中方守军也用大炮还击英舰。哪知中方大炮射程太近，而英舰炮塔射程较远，万州城内一片火海。杨森大怒，命于渊亲率“敢死队”突袭英舰。
1926年6月28日晚，于渊率敢死队夜袭英舰，用手枪和手榴弹制服了狂妄的英国人。
当时，中国各省纷纷声援，于渊亦因此成了全国闻名的民族英雄和反帝新闻人物。由于袁世凯迫于英国压力，下令扬森放行英舰。
以后，扬森改弦易帜，投靠蒋介石，收编为国民军20军，扬森任军长。 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9月，刚随北伐军到达武汉不久的他，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随同朱德入川，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杨森任军长、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这批人员中，有曾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的杨逸棠（时任朱德秘书）、卢振纲等人，有曾留学日本的胡文华 ，有黄埔军校毕业生 文强等人。 　
　对于文强这个出生于湖南长沙乡间的年轻人来说，四川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这时一心想的只是要在朱德领导下好好开展工作，在万县为北伐革命的胜利作出贡献。此时，他当然不会预料到，不久后他将会两次从这个县城死里逃生。他也不可能预料到，他将在近四年的时间里，在陌生的巴山蜀水之间，投身于腥风血雨的地下斗争和暴力革命工作……　　
文强经常到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万县第一女子中学、万县公立图书馆等单位及西山公园的群众集会上去讲演，同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开展群众运动，帮助建立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等群众团体。文强在这里与后来对他的生活道路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廖宗泽见了第一次面。　　
廖宗泽是成都华阳石板滩人，祖籍广东，是早年“湖广填四川”时移民入川的客籍人。他比文强年长4岁，在黄埔军校与文强是同期同学，文强是政治科，他是步兵科，都是中共党员。文强、廖宗泽等人正按照朱德的吩咐准备对策时，忽然传来了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的消息。　　
重庆的消息传来后，万县就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一天晚上看戏时，杨森部下的老九师师长范绍增（即那个有名的“范哈儿”），看到文强他们这批政工人员也在场，突然借题发挥，指着戏园里四处张贴的标语，对身边的随从们嚷道：“龟儿子些革命革到戏园子里来了，给老子统统撕了！”　
　戏园风波已经给了共产党人一个警告。 中共二十军支部当即决定，凡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立即撤回武汉，未暴露的暂时潜伏下来……　
正在这时，从二十军宪兵司令部送来一封给文强的信。信是宪兵司令于渊写的，十分简短，只说请文强“即来一谈，万勿迟误”。　　 　　
朱德率政工人员到万县后，就曾要求他们多跟于渊这样的爱国军官交朋友，以打开局面。朱德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欢迎会，请于渊来为政工人员们讲“九五惨案”中如何英勇反击英军侵略的经过。后来，文强在担任总值星官组织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学员参加元旦阅兵式的时候，又得到于渊的热情帮助。　　
那次阅兵式，杨森有意要让新建的军校学员与他原有的讲武堂学员比试高低。于渊竭力支持共产党人训练的军校学员取胜，帮助他们组成了骑兵和步兵两支乐队，并且在阅兵式当天亲临压阵，使军校学员的队伍大壮声威，完全压倒了讲武堂学员。以后，于渊还从文强这里拿去了大批革命宣传品分发给官兵，帮助共产党人开展工作。文强与他已在相互支持中结下深厚友谊。　
1927年3月，杨森撕下革命的伪装，追随蒋介石叛了革命，在第二十军内清党，朱德先期离开了万县。　文强应约冒雨来到设于天后宫的宪兵司令部，别名“于大汉”、高大英俊的于渊已站在门口张望等候。见到文强，于渊急忙将他引进内室，未及落座就焦急地说：　　“公羊含怒而归，我就料到有事。现在已传下命令，明天夜里就要进行搜捕。你们几个目标大的，要赶紧走！”　文强向于渊介绍了刚才发生在宝隆洋行杨森对共产党员的最后通牒，对于渊的通风报信表示感激，但又对他的处境感到担心。　　
“我还不会有问题。请放心！”　于渊停了一下，叹道：“几个月来和你们的接触，使我看到了天外有天。我投身戎行，本是为了救国救民，我不想升官发财，更不愿跟着一些人去为争权夺利残害百姓。川中各军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我本已对前途感到灰心失望。朱玉阶先生和你们来了，使我看到了新的希望，今后我决心跟你们一样，坚决革命，请将此意向玉阶先生转告！……”　文强恳切道：“邦齐兄，玉阶先生早已知你心意。他曾多次提出要我们同你多多接触，吸收你加入我党。在我们心目中，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当此危难关头，你能送信给我们，这就证明你是我们的好同志！”　　
事不宜迟，于渊催文强快走。文强郑重地说，“我回去向地方上移交党组织关系时，会作出交代。记住：你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朱德和我。我们离开后，地方党组织会有人找你联系的……”　　分手时，于渊送给文强一张特别通行证外，还赠送300快大洋。同时，又对这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年轻人叮嘱道：“宝隆洋行已经被监视起来，你们要分头离开，不要让人看出是要走的样子……”　　文强含泪向这位肝胆相照的兄长行了个军礼，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话：“后会有期！”　
一九三七年九月，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战，再度起用于渊，任命为第七战区第三十集团军新十六师副师长兼战区游击司令，授衔少将，开赴赣北前线。刘湘死后，于渊受到紧紧追随蒋介石的王陵基排挤，于一九三八年九月解甲还乡，回到了成都作“寓公”。

再说1931年，时在重庆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的文强因叛徒出卖，被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捕进巴县大监。当时在二十一军军部作高级幕僚的于渊，已在上一年（1930年）因对中共“左”倾盲动的暴动政策持不同意见而被中共四川省委开除党籍。其时，于渊不顾自己已是被共产党逐出之人，仍派人去狱中探望文强，并送去了300块银元，再一次给了文强雪中送炭的关照。以后，文强和于渊在抗日战争初期十分短促地见过一面，那时两人都已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　
　陈毅、刘伯承相继离开万县后，于渊也不得不离开杨森而去重庆投靠刘湘。1930年,于渊就任刘湘部21军独立混成旅旅长兼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这是他的公开身份,而实际上,于渊已是一干练的中共党员。
那时，中共中央由左倾机会主义所掌控，那种主张“一省或数省起义面而掌握政权”的理论占统治地位，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俄模式，使得许多武装起义失败。
就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省委书记车耀先等委派于渊赶赴江津，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
1930年9月，于渊与江津地下党贺冬梅接上头，川东特委书记项鼎在秘密会上宣布：定于9月5日在张志和所在的旅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于渊任军长，项鼎任党代表，起义成功后把部队开往武汉，与贺龙领导的红军会师。
江津属于24军军长刘文辉的地盘，刘文辉是刘湘的么爸，也是刘文彩的胞弟。而张志和是刘文辉部副师长兼第2混成旅旅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是川东特委军委委员。
于渊很纳闷，为何不叫张志和领导起义？项鼎回答：张志和思想右倾，认为起义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而此时张志和正去成都向刘文辉汇报军情，正是于渊起义的大好时机。
张志和是行武出身，曾留学过法国，早年就有军事论著问世，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就曾专门邀请张志和去过一趟延安，倾听他对抗日战争的见解，此人在文革以前曾任民盟四川省委主委，这是后话。
却说于渊通过详细调查研究，认为张志和的混成旅已由反共分子魏庸代行旅长职务，而中共组织只能拉出两连人起义，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而且重庆方向有敌21军，万县方向有敌20军，刘文辉又有24军，起义失败已成定局，他建议另派指挥官。
盛气十足的项鼎否决于渊意见，决定自任总指挥，还决定照原计划9月5日起义。
9月2日，代旅长魏庸去江津一妓院幽会，一妓女说要“躲灾”引起他的注意。
那妓女告诉他，有一个排长喝醉酒后告诉她，叫她9月5日去乡下躲避，以免“飞子子”伤着。
有作战经验的魏庸一听大惊，立即赶回旅部开会部署。
会上，魏庸命令：“所有武器统统入库，严加看管；所有士兵睡觉一律脱光，把衣裤收在一起，严加防范！”
此时起义队伍已得知消息，于是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的暴动不得不提前打响。
9月3日，江津场内枪声大作，起义营长带着一连冲进县衙门，与驻军开展枪战，江津县委支援未到，分散的起义军被魏庸的有组织的大部队分割包围，项鼎见大势已去，只好弃城而逃。
一些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冲进枪械库抢出一批枪支弹药，杀开了一条血路。其余被捉住的47名起义者被魏庸绑住，把头顶上打洞将蜡烛点亮插入洞中，称为点“天灯”。
一场暴动就这样失败了。
于渊联络上逃出来的起义者，将他们疏散转移，同时在妓院暗杀了正在嫖妓的魏庸。
张志和得知起义失败，向刘文辉谎称魏庸克扣军饷引起兵变，以此搪塞了过去。
江津暴动失败，党组织错误地认定是于渊放弃指挥与张志和右倾所致，将他俩开除出党。

一九三二年，刘湘同刘文辉争雄四川的“二刘大战”爆发了。刘湘采用于渊“中央突破，两翼包抄”的作战计划，并派于渊担任中央突破的主攻任务，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此，于渊进一步得到刘湘的信任，被任命为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
    在反动势力猖獗一时的腥风血雨中，于渊强忍内心的悲痛和仇恨，利用警察局长的职务，勇敢而机智地承担起掩护革命力量的重任。当他知道有同志被捕入狱时，总是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并为这些同志传递消息，送钱送物。甚至还找机会把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安插到他的警察局里。他设法取得刘湘的同意，开办“四川省警官教练所”，乘机招收了一些党员和进步群众。这样，在四川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于渊难能可贵地为党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此外，他还资助共产党员杜桴生等人，创办宣传抗日救国的报纸。他的这些活动，终于引起了反动分子的注意，同僚中有人向刘湘告发，说于渊是共产党，已掌握了人和枪，要在成都配合川陕红军搞暴动。老谋深虑的刘湘，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令将于渊调离成都，改任二十军教导师二旅旅长，派赴与红军作战的前线。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及卅军主力，连克城镇，经北川、安县，挺进松、理，茂。这时，于渊部奉令，防守北川、茂县间的土门要隘。土门距茂县仅数十华里，山势险峻，是西通茂汶地区的咽喉。五月十二日，于渊部第六团与鱼洞口红军接火，双方展开激战。眼见红军受阻，于渊心中十分着急。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一个主意，以两翼紧急为借口，命令第六团迅速退守。红军得以冲破土门防线，于五月十五日占领茂县。六月十四日，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达维镇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十月，张国焘坚持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拒绝北上，强行带领左路红军南下川康边一带，发动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随军南下的朱德得悉防守金兴、芦山一带的川军部队中有于渊的部队，便决定一部分队伍从于渊防地通过，以减少损失。
    一天深夜，一个人来到于渊部，称有要事拜见于旅长，于渊忙将他请进内室。来人正是朱德同志的信使。朱德在密函中，嘱于渊设法让红军通过他的防区，并希望他今后继续留在川军中工作。⑤于渊阅毕密函，立刻同来人安排好了让路计划。次日凌晨，于渊假称有情报说红军要夜袭某小镇，令防守阵地中段豁口的部队立即开拔，前往迎击。就趁这个时机，红军顺利地冲出了豁口。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能征善战的于渊竟连连失误，不能不引起一些人的责怪与怀疑。刘湘虽亦觉蹊跷，但此时由于中央军趁追剿红军之机入川，大有鸠占鹊巢之虑；何况，川军中为保存实力而避免与红军交锋的将领还大有人在，焉能独责于渊?于是，刘湘只下令撤了于渊的旅长职务，给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少将参议头衔，于一九三六年初，派于渊去日本考察军事。
    在动身赴日前，于渊在上海曾面晤鲁迅。到东京后，又与郭沫若等多有接触，并经郭沫若安排，向中国留学生讲演。o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刘湘与南京中央势力的矛盾日趋尖锐，转而逐步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蓬勃开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于渊立即离开日本，回到成都，与车耀先、甘树人、胡芷俊等人一道，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他的寓所湖广馆街三十九号，同甘树人，徐庆坚等人创办了《力文》半月刊。这个刊物旗帜鲜明地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发行至第七期后，被国民党地方当局下令查封。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各方面的推动下，刘湘出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统率川军出川抗日。这时，于渊奉召回军，被刘湘任为第七战区三十集团军新十六师副师长兼第七战区游击司令，开赴赣北前线。刘湘病死武汉后，蒋介石乘机在川军中扩大自已的势力。一九三八年九月，于渊因与其顶头上司、追随蒋介石甚紧的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意见不合，愤而弃职回川，择居成都北郭乡间，赋闲休养。
于渊 在张澜、张志和的介绍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因秘密参加领导中国民主同盟四川支部的反蒋武装起义，事泄被捕，在国民党当局逃离成都前夕遭到杀害，成为著名的成都“十二桥烈士”之一 。1949年冬天，中国民主同盟在北京召开代表大会，于渊以全票当选文民盟中央委员，但是他当时已经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了。


再说杨森撕下革命的伪装，在第二十军内清党，文强闻风后在于渊资助下，随同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脱离杨部，返回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8月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党内职务是第三师师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经香港辗转逃到了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这样，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正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廖宗泽帮助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他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文强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他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汇报情况。罗世文当时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
由于在上海没找到周恩来，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为谋生计，文强最初在一所小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他先后被聘为《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
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何键看后大发雷霆，要抓文强到案法办。在这生死关头，他再一次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这时，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
1936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但并未引起重视。
1945年春，戴笠将其调到西安，提升为军统北方区区长。其间，文强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部队。由于功绩卓著，他被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办事处处长。在东北的这段时间，他认识了杜聿明，两人相处得很好。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内部逐渐分裂成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身处军统十多年的他，对此很是厌烦，决定脱离这个是非圈，谋取正规军职。在老朋友程潜处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
1948年9月中旬，文强接到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当时，对于徐州的情况，文强是有所了解的，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远不如在湖南当他的绥靖公署处长来得安稳。但军命难违，文强还是走进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临行前，程潜为文强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文强被俘后，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在狱中，他拒绝写悔过书。他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的同乡，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是他们写，我不写。”
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的大礼堂隆重举行6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犯大会，特赦了杜聿明等一大批战犯，然而都没有文强的名字。1966年5月，“文革”开始了，特赦战犯的工作自然就搁置起来了。1975年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劳改生活画上了句号。
特赦后的的文强决定留在祖国大陆。不久，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1983年5月8日，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为祖国的统一积极奔走。 文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83年以前，他主要以通信、会谈、写作的方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83年后，他利用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这些身份，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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