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宁历史文化知识第二讲：巴蜀文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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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宁历史文化知识十二讲

　　岁月的回声

　　第二讲：巴蜀文明考

　　巴蜀文明

　　之巴文化

　　遂宁地处涪江流域中游，四川盆地腹心，西接成都，南邻重庆，秦时先后被巴人与蜀人左侵右占。可以说，巴人与蜀人的文化对古遂宁的影响是深远而重大的。

　　这里先说说巴人及其巴文化。

　　巴人是四川最早、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他们的远祖是兴起于西北高原黄帝部落的一支，且与黄帝同为姬姓。《华阳国志》记载，以及宣汉普光镇罗家坝遗址发掘出土文物的文物考证，巴族人最早繁衍生息的领土国疆，便是今天属于达州市的宣汉县。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辞源》上说，巴文化的形成大约在商周之际。它的文化内涵，在不同历史阶段虽然有些差异，比如说较早时期或多或少地带有中原、蜀地、楚以及西南夷少数民族的某些文化因素，但从巴人所据的地理环境和近年先后出土的文物器具来看，它最突出也是最基本的特点，是一种典型的水居渔猎文化。

　　白居易曾有诗记：“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古文献《山海经》记述，巴地多为丘陵山区，长江流经此地又形成许多高山峡谷，山高水急，常见激流。这里峡土瘠薄，有的只是荒莽的大巴山，延绵的大秦岭，巴人的生存条件极为艰苦。他们身穿兽皮，打着赤足每天奔跑于山岭涧流，靠着勇敢与机智，斩蛇蟒、射虎豹、猎牧捕鱼过日子，因此练就了敏捷轻灵的身手，并以善于猎射与善渔著称于世，并且作战英勇凶猛而顽强，被称为“神兵”。

　　巴人崇尚勇武，性格明快而豪放，能歌善舞，习惯以歌舞表达劳动的丰收和情感的喜乐，甚至以歌舞助威。据典籍的记载，中国最古老的音乐创作便产生于巴地。比如说舞风刚烈、音乐铿锵有力的“巴渝舞”，来源于商末巴师伐纣时的一种战舞，谓之“前歌后舞”：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弱起，有着强烈的“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艺术效果，惊心动魄。现今川东巴人仍有沿袭的踏踢舞、摆手舞、腰鼓舞；遂宁等地的花鼓调、莲花落、川江号子、船工号子、劳动号子等，也是巴渝舞的流变而成。

　　巴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渔猎所得是巴人的主要食物，也是巴人经济的主要来源及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因此，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张勋燎经过近20年的潜心研究，得出结论：鱼凫是巴人的一支。只是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在巴、蜀、郪三国并存的过程中，巴文化与蜀文化渐渐相融，巴人受到蜀人农业生产的影响，巴人的水居渔猎文化便逐渐加入了农耕文明这一内容。

　　巴蜀文明

　　之蜀文化

　　在古代，四川盆地西部即岷山、邛崃山之地的居民被称之为“蜀”，后称“蜀人”。他们原居陕南汉中盆地及岷江上游，但与夏商多有交往，并随着周武王伐纣，后来被赐封地于蜀，辖区即如今的成都平原与岷江流域。

　　在那种以畜牧业为经济的时代，较之高山峻岭而言，平原就是人类的乐园，所以，岷江上游地区那丘低谷浅的大草原，便是当时蜀人王国的经济中心。春秋时代，蜀人始建开明王国，移治如今的成都，并大力发展以农业、纺织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农耕文化。

　　唐末五代道教人士杜光庭在其《仙传拾遗》中说：“蚕丛氏自立王蜀，教民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蚕于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蜀人因其遗事，年年春置蚕市也。”由于地理条件优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人口众多，民族各异，有汉、藏、羌等十余个民族，各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传统节日、穿着打扮，以及独特的节庆、歌会不尽相同。

　　关于古蜀人的先王蚕丛，自古有种种说法，但他教民养蚕，以至蜀地织锦事业发展时代很早，蜀人很早就穿上了细苎麻布衣或丝衣却是不假。现代著名藏学家、民族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教授认为，古蜀先王蚕丛来自中原地区或者江浙地区的某个部落，那个部落善于养蚕缫丝。这在1973年至1977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先夏文化遗址（公元前5000年）出土纺织工具，以及骨器上的蚕纹雕刻图案上得到充分的证明。

　　据《尚书·牧誓》一书中有证据确凿的记载，蜀人善于经商。他们将海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而且还把海贝作为财富的象征，或收藏或陪葬。这说明蜀人很早就和中原地区有所交往和文化交流，并参加过中原地区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

　　蜀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源于本土文化和四川盆地周边的外来文化，即以成都平原、岷江流域为中心的、独具特Se的一种区域文化，它本身就具备了汇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称的农耕文明，还有在早时期就开始发育的工业和商业，形成了蜀文化的内陆农业文化本质；继而，世界上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和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使古蜀国牢牢占据了中国最早城市文明地区重要的一席之地。

　　“四塞之国”是古代用来形容四川盆地的。顾名思义，交通甚为困难，以至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浩叹。有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说蜀王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派遣五位壮士开辟通道（史称五丁开山），发明和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通一条盆地与外界的坦途，为四川迎来秦惠文王所送的金牛和五个美女，生动地体现了上古时代巴蜀人与先秦人进行文化交流的故事。

　　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话有着很精到的史家眼光。由此，到了春秋时期，蜀地已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富饶之乡，秦末汉初，涪江流域所在的郪江以及遂宁地区，经济和文化都已经相当繁荣。这在徐中舒氏《论巴蜀文化》一书可找到足够的论据。

　　巴蜀文明

　　之相互影响

　　《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的巴人颇有意思：“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巴人在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为求生存和繁衍，在与天地自然的斗争中，养成了顽强、劲勇、率直的天性，但又有粗鄙流愚之嫌；而地处沃野千里的蜀地之民，因有相对便利和舒适的生存条件，经济文化相对较发达，此地之人相对进化得更聪睿、智慧而善辩，却又附带着慢性子的惰性，生活节奏普遍较别处慢半个拍。对于蜀人的评价，《蜀志》一书形容得最为精彩：“君子精敏，小人鬼黠。”

　　而任何一种文化，在其发展和完善进程中，必然受周边文化的影响，产生或大或小的碰撞和融合。巴文化和蜀文化原本来自于不同的族源，两种文化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人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方式截然不同。但随着巴人与蜀人先后流入四川盆地，这两种文化在自然规律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辐射力同样渗透了古代遂宁所在的涪江流域。

　　巴、蜀文化各自的来源不同，文化内涵不同。巴、蜀两国疆域相邻、犬牙交错，虽然有势所必然的相互影响，但也各自保留了本民族的一些特点。湖北境内的早期巴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类似小平底罐等早期蜀文化器物的组合显示，早期蜀文化曾经沿江而下，强烈地影响了早期的巴文化。只是在东周以后，受到强大的楚国节节逼退，巴人不得不逐渐向西迁徙到四川盆地东部的丘陵地区。然而巴的开明氏打败了蜀王，成为了蜀国的新统治者，原属蜀国统治的部族即归于巴人的统治下。巴文化和蜀文化应该是这个时期开始共处并存，或者说是互为影响、交叉而行的。

　　从文化的考古角度来述说，目前国内已经发现的各种遗址里出土大量玉石器、陶器、青铜器和金银器物，为巴蜀文化的解读提供了诸多条件。在史籍中有记载的乐器，如錞于、钲、钟等，在巴蜀两地都有大量相同的出土，巴蜀两地文化很早就相融合，由此可窥其端倪。

　　巴蜀文明

　　之巴蜀文化

　　遂宁地处四川盆地中部，重庆和成都之间，也即巴文化与蜀文化交汇处，两种不同的气质，不同的发展历程，使巴文化与蜀文化相互作用，最终，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那就是巴蜀文化。

　　巴人极其好战而善斗，蜀人平和却长于心计。融合了巴人的勇猛与精进、蜀人的精敏与智慧，在农业上，遂宁大力发展棉花、甘蔗、桑树等种植，并广种豆、麦；在工业上发展以“环庐树桑”为主的纺织业，决定了巴蜀文化在遂宁地区的内陆农耕文明本质。

　　据《山海经·海内南经》上记载：“夏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意思是巴人最早的生产应是盐的开采与贩运。巴蜀文化融合之后，遂宁地区很快就兴起了制盐业与制糖业，继而酿酒业，为遂宁城市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手工业来说，最早的制陶、制漆、金属冶铸、编织等技术，就是巴人所带来的，也很快应用在遂宁，到了唐代时期，遂宁地区的城镇社会已初成规模，蜀人的精敏与智慧开始引导主流，教育业率先兴起，为以后遂宁赢得“文贤之邦”的美誉打下了坚实基础。

　　涪江从西北向东南斜贯遂宁全境，沿江两岸分布着数以千计的东汉崖墓，其中以船山东汉墓群最具代表性。船山崖墓群数量在百座以上，墓室一般以一主室，三至四耳室为常见；墓内有壁龛，墓壁上的浮雕图案，顶上有房屋梁架、斗拱、藻井图案及附属生活设施，诸如厨房锅灶、杯盘碗盏、钱罐谷仓，以及各种陶制殉葬俑，一应俱全。

　　丧葬习俗可以还原那一时期的社会面貌，从这些崖墓出土的随葬品中还原的古代遂宁，就是一个和平富足的经济社会。而这些，就是巴蜀文化融合之后的延伸文明，巴蜀文化日趋成熟的文明之果。

　　儒家重要经典之作《左传》，及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巨著《史记》，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问题：巴蜀之地竟然是华夏文明之根源。巴蜀文化就是巴文化和蜀文化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它与华夏文明是一脉相承的。

　　华夏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独特的道德礼仪，而巴蜀文化交融之地遂宁民间的冠、婚、丧、祭各种礼仪，至今仍然保持着别具一格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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