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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6 13:12: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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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钱用到哪里去了?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0 I( [4 ]( W- I$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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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中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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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G) L' `5 \& ?# K& W: t2007年,中国政府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才能养活政府一年花的钱。 也就是说,目前全中国10亿农民花的钱加起来,都不如政府花的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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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o% K9 a; P% J; s[注意:21%的各种财政收入当中,还没有包括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和部门的三产收入,如果加起来的话,可能会远远大于文章中21%的比例。仅计算土地和国有资产收益后,政府的收入已经不是5万亿,而是高达14万亿,占GDP的56%以上 7 t4 B+ B% q! R8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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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惊的数字:  ; [# n/ n# q, n% b

0 p: b7 E& Y: j# Y6 y0 z" o1.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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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 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 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 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6 O+ Y3 R8 p5 _- G8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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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美国还扮演世界警察角Se,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4s[1]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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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q# G# X9 ]8 E' V3 E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中国则是20%以上),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 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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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v* J  \) L6 T% e$ x2 j1 u" x; Y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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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h# A& y- O3 Q2.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 Y3 K5 F# p9 U# D5 v2 ~% v

+ V" V+ |! t' z: r1 `* F' k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 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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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9 o7 \( q% e2 X" @+ P0 w0 K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 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 _% X2 \$ h, Z8 s

# d2 Z0 {; H+ b& H8 w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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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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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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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8 J5 d- X4 y( P

# \6 [/ i6 r% y% s' t3 e结果居然是,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 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6 x# x: C; x) i  \' I

0 a9 c* [: ^9 C; S7 s4 i3.财政税收之外 ( v% E. n! j3 P8 D5 X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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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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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6 f$ w: `$ S" Y3 Q- P& w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 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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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5 A7 P/ A- p9 i3 P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3 W6 \7 D# Y" |9 O/ F2 Y2 Z

. T: c# y* z1 }0 y: R# I& b* h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6 V6 M" d" x7 C5 g

0 I# ~, e; U8 o% L! L4.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9 D: j9 Q*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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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中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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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7 e' ?! F6 i! v4 U/ A/ C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 2 s8 R; m4 m; P1 W; s  q# a- l2 x0 v

8 o! i9 a  j% @; B' K- F: Z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1/4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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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 D9 W& O9 [( n1 S8 M  X& i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8 d; i1 _$ c- F% s: Q. n5 }1 L& C

/ o) l! F, E6 e6 w, x5 o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 W, Q) E2 g7 w. _0 N

2 H1 Q( u' e! }+ {-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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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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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r: f0 v( J% f! K3 ?/ i5.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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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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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U& {; v! V中国只有15%的财政开支花到民生上,而美国却高达61%: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人均差距为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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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3 f( `. i) i1 g# v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 L$ Y; \- o3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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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1 H- j; V: E4 U* ^9 `6 V* U

: }' U) H% \  ]/ f( g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美国政府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 I7 t2 I" M. n, T1 @5 ]  y3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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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6 13:23: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有些事情我真的不好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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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6 13:39:5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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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6 15:05:2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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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6 17:57:0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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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7 11:46:2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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